第11章
你问我是怎么做起来的？很简单，先做成一两笔，话就传出去了。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借钱。我只在布郎克斯做，我家住那儿，还有哈伦东区，那是我的老据点。我挑人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贷款给做正经生意的小商小贩，他们缺钱了来找你，过后一寻思，又觉得你盘剥了他们，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就跑到警察或者检察官那里把你给告了。也不能借钱给穷人，到时候他们要是砸锅卖铁都还不出钱来怎么办？你还能把他们熬了吃了？好多做高利贷的就是因为这种又赔钱又被媒体曝光的事给搞砸了。我不想跟人打架，也不想和谁过不去，我只是想赚钱，想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当成一桩正经生意来做。所以我放高利贷这么些年，虽然没有大发，也没有赔过本，所有的账一笔一笔都是收上来了的。很快，我就有了150多位固定客户，有1万多美元“在大街上”替我赚钱。
我也有周转不开的时候。借钱的人太多了，手头现金不够，我也只好去借高利贷。这第一是为了信誉，人家找你两次借不到钱，就不会再找你了。第二是我能弄到利息10%的贷款。为什么？因为对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能还上，没有风险。一来二去，我的一个上家，约翰·罗伯兹成了我的合伙人。他负责提供现金，我负责发展新客户。他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安东尼·本德尔和其他“科沙·诺斯卓”的合伙人。我知道他在安东尼最大的四五家夜总会里都有股份。约翰·罗伯兹没有加入“科沙·诺斯卓”，因为他有一个兄弟是警察。一直到后来，他才混进了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我和约翰联手放出去了六万多美元。老规矩，我从客户那里收0%，他从我这里取10%，也就是说，我俩对半分。这件事自然是瞒不过安东尼·本德尔的。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那小子在赛马厅里赌输了几大笔。有一天，约翰·罗伯兹跟我说，安东尼找他去细细地盘问了半天我们的高利贷生意，听那意思是要插一杠子进来。安东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太清楚了。他要是插进来，无论干活不干活，至少拿走三分之一。我对约翰说，既然他没挑明，咱们也装糊涂。没过多久，就有人放出一句话来，说你们要是想挤对谁，就挤对踏板车约瑟夫。我对约翰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好为难你了。安东尼再找你，你就从你那一份里头划给他。他若是想要我的份子，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安东尼果然来了，他把我约到新泽西州的公爵餐厅。“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和好多发了大财的人都在那边买别墅，讲究的是一种“乡村情调”。公爵餐厅就是他们在那里经常光顾的去处。安东尼说他在赛马厅那边急等着用钱，要我把放出去的债全部收回来。我说所有的客户都照章办事，按时付账，我凭什么硬逼着人家立时三刻还钱？我说我可以把约翰·罗伯兹的份额算出来，先找别人借钱垫上，但利息要从中扣除。
安东尼说：“那他不等于白借你钱了吗？”
我说：“当初和我合伙，是他提出来的。现在要撤走资金，也不是我的主意。你如果马上就要钱，只能这么办。”
我和约翰·罗伯兹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结账，我还剩了差不多万美元，我怕什么？
约瑟夫·瓦拉奇的一个客户是曼哈顿上城区乐土餐馆的老板，借高利贷赌博一输再输，主动提出把餐馆的股份让一半给瓦拉奇。“我说先容我想想。这家伙——他的名字叫艾狄——不是傻瓜，我得调查一下他的餐馆有没有债务……我又去那里蹲了几天，找酒保、店小二聊，找客人们聊。最后弄清楚了，连店堂带生意一共值1.8万美元，扣掉他欠我的500美元，我再给他5500美元，就当上了乐土餐馆的半个老板。……艾狄说生意上的事不用我操心，等着拿钱就是了。但我还是三天两头地去，带朋友吃饭，带客户谈生意，还请来一个新的大厨。不过，我那半个老板只能在暗地里当，因为我有犯罪前科，如果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列在上面，餐馆的营酒牌照就会被吊销。你知道，卖酒水比卖饭菜来钱。所以我和艾狄私下里签了一份契约，让他老婆做的见证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餐馆挣钱不少，这些钱在税务的账面上都必须有个交代。瓦拉奇急需一个做掩护的收入来源。正好，一个同样的情形给他带来了一家服装厂。
马蒂的服装厂在布郎克斯展望大街595号，就叫了个展望服装厂。他是我的老主顾，旧债新债加起来一共借了好几千。但他从不拖账，每到星期五一准儿把钱送过来。忽然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宽限两周，两周过了，又要再宽限一周，我就去了。我说：“马蒂，怎么回事？”才知道客户嫌他的机器老，不愿给他活儿了。我到厂子里转了一圈，照我外行人的眼光，那些机器看上去都蛮不错的。马蒂猴精，他猜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若帮我一把，把这关过去了，这厂子就算咱俩的。我去找他的客户谈，对方说，只要马蒂换了新机器，他保证把活儿给得足足的。
…………
除去马蒂欠我的钱，我又投进去1.5万美元。我们要买那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机器。
马蒂很在行，他搞进一批二手货，再这里修修那里弄弄，就像模像样地开工了。我不仅不用操心生意上的事，也不用操心税务局了。
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唐纳德，从此梅尔卓被拴在了家里，再也没心思陪我出去应酬。天长日久，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情fu，叫罗拉。我给她单租了一套公寓，还时不时地给她买衣服首饰什么的。
约瑟夫·瓦拉奇同时经营着他的彩券、高利贷、餐馆和服装厂。他生性中没有安分守己那根筋，等各项业务都上了轨道，又开始动赛马的心思。
提审瓦拉奇的司法人员们都说，赛马可能是瓦拉奇唯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每当讲到赛马，他就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狭小的审讯室或牢房里来回踱步。说到精彩处，便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一直到197年，我还以为赛马不过是为了决定彩券的中奖号码。后来跟人去过几次赛马厅，下注的时候，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给你支招儿出点子，但我差不多就没有赢过。那年冬天，我带着梅尔卓，跟豁嘴和另外几个“科沙·诺斯卓”的人一起去佛罗里达度假。有一天在跑马场，梅尔卓下了两美元的赌注，只因为她喜欢那匹马的名字，我和豁嘴使劲取笑她，旁边一位老头儿说：“别听他们的，夫人，我看你的眼力不错。”嘿，真让他说着了，那匹马赢了。梅尔卓赚了00美元。
我算是彻底服了。我诚心诚意地对老头儿说：“老人家，谢谢您指点我太太，这是我们在这里赢的第一票。”他说不用谢，我就是看见你们把她弄得紧张兮兮的，想帮她一把。
我问：“这些比赛的胜败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说：“你是新手吧？”我说是，他笑了，说：“这么说吧，你要记住的第一点就是，即便有人想操纵比赛，在真正的较量中，也可能有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或出现他无法预料的结果。”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人有**匹马，从来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不定期举行的鼓励性比赛，参赛的马必须是在该年度中从来没有赢过的。那人的马全都符合参赛条件，而且他买通了其他的马主，总之，他的马全被排在了同一场比赛里。这是一种不可能输的情形，一场下来，他可以稳稳当当地赚0多万美元。比赛开始了，他内定的赢家一路领先，谁知在一个转弯时马失前蹄。结果，那家伙差点儿倾家荡产。
“哇！”我说，“我懂得您的意思，但是您怎么会知道我太太赌的那匹马会赢？”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并不知道它准赢，但我了解一些它的情况。一个小马倌告诉我，它的实际速度比报纸上登的快秒。也就是说，他们在提供这匹马的数据时隐瞒了它的真实成绩……你要是真想用心钻研这一行，就得成天泡在马厩里。”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后来这里的赛季开始时，我又在纽约见到了那老头儿，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几位朋友，个个都是行家。他真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儿，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他的名字。
约瑟夫·瓦拉奇也成了行家，而且在“科沙·诺斯卓”里小有名气，连他的上司们在下注时也不时地跟他讨个主意。不久，瓦拉奇有了自己的马匹，他很舍得在这些牲口身上下功夫花本钱，对它们的钟爱胜过了老婆儿子甚至情fu。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靠赛马赚多少钱，因为他要他的马每场都赢，几乎从不理会其他人试图和他联手操纵比赛的要求。
战争来了。“我指的是日本人轰炸我们的战争，不是‘科沙·诺斯卓’的内讧和争斗什么的。”瓦拉奇很认真地加上一句。“现在，彩券业和高利贷江河日下。工作多了，钞票多了，谁还会来向你借贷？彩券更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彩券业才会兴旺。买彩券的都是些穷人，他们想钱想疯了，又没有别的法子挣钱。”在此之前，瓦拉奇已经卖掉了他在乐土餐馆的股份，“那一带搬进来很多有色人种，他们的口味和我们不一样。”只有展望服装厂还红红火火的，因为接到了军队的订单。
“科沙·诺斯卓”的成员们纷纷另寻门路。瓦拉奇的两个好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开始从墨西哥贩运吗啡，再制作成海洛因。他们曾邀请瓦拉奇加入，“我当时一点也不懂毒品，所以没有兴趣。”不到一年，弗兰克和豁嘴就进了监狱。十年后刑满释放，豁嘴即被遣返意大利。
一天，一位加油站老板来找我，说：“约瑟夫，你路子野，能不能给我搞点汽油票？”战争期间首先保证军需，民用汽油实行计划供应。我当时不知道，“科沙·诺斯卓”里头已经有人在开始做黑市汽油票了。你看，这个加油站老板就比我消息灵通。自从卡索兰蒙战争之后，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和“科沙·诺斯卓”保持距离，但是现在，这一点恐怕很难做到了。
汽油票有各式各样的，主要是加仑数不同，从1加仑到0加仑不等。我让他把想要的种类和数量写下来，还有他愿意出的价钱。我开始往各处打电话。几天后，一个叫弗兰克·露其亚诺的——一样的姓，但是和查理·露其亚诺没有关系——说他手里有货，两边的价钱一比较，我能赚189美元。这不算一单大买卖，只有1万加仑汽油。但是我做了什么？一个人给我钱，一个人给我票，我只是在中间一倒手。我对自己说，这桩生意我做了。
和弗兰克·露其亚诺的第二单买卖是10万加仑，我净赚1700美元，价格忘了，只记得利润。加油站拿到汽油票以后，就可以倒卖黑市汽油，价格高出近一倍，仍然供不应求。两次交道一打，弗兰克成了我的合伙人。到后来，我也只是做批发和大宗的买卖。从194年中至1945年，我一共赚了0多万，算是小打小闹。“科沙·诺斯卓”里头靠黑市汽油票做到上百万的人有的是。这种生意太需要有像“科沙·诺斯卓”这样的组织了，因为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假票。
真正的汽油票是从物价办公室里面偷出来的，“但是‘科沙·诺斯卓’不会做这种事，这种危险的事都留给那些专事偷盗抢劫的个体团伙去做。他们偷来了汽油票再卖给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庞大的批发销售渠道。”失窃事件越来越多，有的物价办公室便在下班时将汽油票送进银行保存，结果是许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再在黑市上出售。再后来，回收汽油票也出现在黑市上。按理说，加油站和车库等上交的汽油票应该当即销毁。但是，用瓦拉奇的说法，“没有多少被扔进火里。”“科沙·诺斯卓”买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让这些汽油票中没有过期的部分又回到了市场上。同时，黑社会还操纵了战争期间的其他一些紧俏商品，如肉、糖、奶制品等等。
当时黑市汽油票的市价一般是三到五美分1加仑。据物价办公室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平均每天的黑市汽油票交易达50万加仑。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切斯特·波尔士就此发表公开讲话，敦促全国人民抵制黑市，说：“前方将士的生命就维系在这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上。”
约瑟夫·瓦拉奇用黑市汽油票倒来的钱又买了一匹赛马，还在街和111道盘下一家爱达餐厅。“这真的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我付给大厨的工资每周50美元，二厨175美元。”当时一个警察的工资才每月00多美元。
1945年年初，瓦拉奇接到一个电话。“嗨，约瑟夫，你听说了吗？”
“没有。”
“维克多回来了。”
维克多·靳诺万斯是被警方引渡回来的，还是为了十年前那桩谋杀案。
195年，维克多伙同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纵队长先后两次从一位做正经买卖的商人那里一共诈骗了16万美元。帮助他们行骗的一个恶棍叫斐迪南·波西亚，外号阴影。维克多们原先答应事成之后付给阴影.5万美元，但后来翻脸不认账。阴影是个老油子，成天跟在维克多们的屁股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债，还和朋友威廉·盖洛一起砸了受维克多“保护”的一家酒店。维克多们遂起杀心。枪手之一叫鄂尼斯·鲁坡罗，他的任务是等阴影被做了之后，再干掉威廉·盖洛。
阴影被秘密谋杀，连尸体都处理得干干净净。鄂尼斯·鲁坡罗得信后即对威廉·盖洛下手。但让威廉侥幸逃脱，只受了一点轻伤。
警方根据威廉·盖洛的证词逮捕了鄂尼斯·鲁坡罗，并传讯维克多·靳诺万斯，致使维克多亡命意大利十载。
1944年，鄂尼斯·鲁坡罗保释出狱后不久，又被牵扯进了另一起未遂谋杀案中。保释期间触犯刑律是要被重判的。因为维克多·靳诺万斯已有近十年无人见其踪影，鄂尼斯决定斗胆向警方供出阴影斐迪南·波西亚被谋杀一案，以换取从轻发落。鄂尼斯只有间接证据，不足以对维克多·靳诺万斯提出起诉，他于是又招出了另一名证人、阴影被杀时的现场目击者彼特·拉坦帕。这个彼特·拉坦帕就是0年前在新新监狱里捅了约瑟夫·瓦拉奇一刀的“同监难友”。
听到维克多·靳诺万斯在意大利被捕，并将被引渡回美国的消息，彼特·拉坦帕马上要求警方保护。
他被送进了布鲁克林监狱的特囚牢里。彼特·拉坦帕患肠胃病。1945年1月15日晚，他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吞服了几丸胃痛药后上床睡觉，从此再没醒来。法医的验尸报告说，他体内的毒药剂量“足以使八匹马毙命”。
彼特·拉坦帕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布鲁克林警方和检察长办公室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寻找本案新的证人和证据，但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将维克多·靳诺万斯无罪释放。
鄂尼斯·鲁坡罗也被释放。尽管警方曾警告过他，并主动为他提供保护。但也许是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吧，鄂尼斯坚持要求出狱。鄂尼斯·鲁坡罗的余生充满了恐惧和提心吊胆，他于1964年死于非命。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64年8月7日，在牙买加湾海滩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的后脑部被子弹削去，前胸及腹部数十处戳伤，凶器应为冰凿。经鉴认，死者为鄂尼斯·鲁坡罗，三周前失踪。）
1967年，四名“科沙·诺斯卓”成员因涉嫌谋杀鄂尼斯·鲁坡罗而被捕判刑。
瓦拉奇并没有立即晋见刚刚归来的二老板，他正被自己的麻烦搅得焦头烂额。
弗兰克·露其亚诺拉我跟他合伙开了一家“丽都夜总会”。我们各出1.5万美元，执照注册在他的儿子安东尼名下，因为那孩子当时还没有犯罪记录。1946年冬天开张那天来了50多位客人，生意一上来就很不错，每月进账500美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渐渐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每次问弗兰克要我的份子，他都支支吾吾。好几个月过去了，我一分钱没见着。这天，我碰见布郎克斯的一个赌注登记人，他说：“嘿，约瑟夫，你的那个合伙人父子俩可没少让我们赚钱。”
我说：“他们输得很惨吗？”
“输得落花流水。先是赛马，现在又是棒球。”
那天晚上我找到弗兰克摊牌。那老小子居然说他请了一个律师，如果我对他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找他的律师谈——当然是“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律师了。
我说：“弗兰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一起做了这么些年，倒腾汽油票什么的，凭良心讲，合作得还算不错。别让我发现你搞了什么猫腻，否则你得请一打律师。”
这话显然对他不起作用。第二天晚上我去丽都，正好碰见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卷钞票。我一把揪住他说：“弗兰克，你这玩笑可开得太大了。”
他说：“你要敢拦我我真跟你急。我往扬基队扔了好些钱，不捞回来怎么行？你放心，我会赢回来的。”
“科沙·诺斯卓”内部有一条很严的戒律，是当年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定下的：一个成员绝对不允许对另一个成员动手，我们称它“禁手律”。在纽约，这条戒律特别严厉，因为这里不像别的城市，譬如巴菲罗，只有一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在一口锅里搅马勺。纽约有五个家族——实际上是六个，算上新泽西州的诺瓦克——你一不小心就踩到指不定谁的地盘上了。我的意思是，这家伙可能会抢了那家伙的生意，那小子又可能拉走这小子的客人。所以必须得有非常严格的“禁手律”。1940年，巴比·多义耳那么孙子，我都没敢揍他。
但那天晚上弗兰克愣是把我给气糊涂了。其实我举起拳头的时候——信不信由你还真想起了“禁手律”，只不过心一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左右开弓，先了他几个大耳刮子。他爬起来要跑，我追上去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他的血溅得我浑身都是。要不是几个厨子拦住，我肯定会把他给剁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