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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8章 五经注我

  王必从许都启程,按照路程的远近,先往河内,再赴河东,所以他宣诏后不久,跟是勋酒还没喝完呢,曹仁的使者也前后脚到了——从使者掐着点儿来,是勋可以想见,曹子孝是真想赶紧拿到自己手中的兵马,好展开对并州的全面攻击。
  虽说兵权被夺,是勋却并不怨恨曹仁——还不如当日听说曹仁率军奔官渡去了来得郁闷哪——身为武将,听说自己的权限可以扩大,兵马可以增多,毫无士人风度地急着办交接,本是人之常情。他跟曹家班的武将除了太史慈、典韦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也就点头之交,几个姓曹的相对更融洽一些,不过经过这件事,即便曹仁不因此心生愧疚,也肯定要承自己的情吧,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未必不能把坏事办成好事。
  所以他并不为难曹仁的使者,只是说今日将晚,明晨交割,派人把使者领下去,安排宿处,好生款待。
  当夜辗转难眠,怎么也想不明白荀彧为啥要趁机落井下石——唉,看起来自己对政治斗争还是门外汉啊。只是他本能地察觉到并且认定,荀文若的用意,并非明面上摆出的理由那么简单。
  翌日起身,先召来曹仁的使者,交割了兵符。他把屯扎在永安境内的兵马全都交给曹仁了,仍驻安邑之卒,算是河东本身的郡兵,则不交与。当然啦,理论上只要曹仁需要,行文来讨,不但河东郡兵,就连是勋自己都必须带着部曲上阵去,但那终究是后话了。
  送走使者以后,是勋又陪着王必在安邑内外巡视、游玩了三日,然后恭送王必返都。等一个人再回到衙署,坐于案后,打开公文来,却半天都瞧不进去。铺开一张纸,提笔蘸墨,连写了三遍“赵达”,然后忍不住恶狠狠地抟作一团,掷在地上——“贼徒,吾必不与汝善罢甘休!”
  他知道赵达迟早是要被曹操当替罪羊提拉出来,明正典刑的,因为那家伙得罪人太多——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想到这点,心里略微舒服了些。至于跟自己还有点儿交情的卢洪,史书上却并未记载其下场……何不写封信给卢洪,言及往日之情,略述今日之事,再聊聊日后的发展?“校事”组织,自己现在还不敢去碰,既然如此,何不暂且分化那二人,拉卢洪一把的同时,也给赵达再埋点儿钉子?
  想到做到,当即信付卢洪,遣人送出——他知道卢洪不敢隐瞒,这信很可能最终落到曹操手里,所以并不敢写得太过明白,甚至不敢直接抱怨赵达,而只是略述了一番校事可能的危害,勉励卢洪要忠勤办事,“毋傲上,毋凌下,毋纵恶,毋逾法”而已。
  一边写信,他一边也想,赵达究竟为什么要弹劾自己呢?是因为往日的仇怨,还是特意揪出个曹家亲眷来刷名声,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甚至妄图扩充校事的权柄?对于赵达那种人,是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之。不过还好,看起来他的弹劾只是一个契机而已,曹操剥夺了自己的兵权,虽因弹劾而起,却并非认同了弹劾的内容——否则就把弹劾抄送自己看啦。那么,自己除了乖乖听命外,又该如何应对呢?
  话说自己这些年,对曹操是不是太过惟命是从了?他让自己往东自己就往东,让自己往西自己就往西,只要不悖大义,不逆统一进程,几乎从无违拗,顶多也就半真半假地犯几天懒,请几天假而已。其实自己的身份乃是朝官,非幕府之臣也,与曹操分属同僚、上下级,却并非君臣——当然啦,表面上是如此,却并不代表实际也如此——太过听话,会不会反为人所看轻?赵达胆敢弹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觉得自己肯定逆来顺受,不会给曹操脸色瞧,所以也牵累不到他?
  这都是先入为主之害啊。曹操是何等货色,他得志后将会如何猖狂,这年月没人比自己更瞧得清楚——也说不定贾文和是例外——所以尽量不触其怒。你说孔文举,如今会想到自己迟早要掉脑袋吗?还有荀文若,如今会料到自己最终的下场吗?在他们眼中,曹操不过霍光也,只要不犯路线斗争的错误,只要不起意谋害曹操,曹操就不会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只有是勋明白,曹操一代枭雄,非霍光那种官僚可比也,逆鳞不可触!
  然而如今曹操的逆鳞终究还并没有奓起来,他的骄狂,得在平灭袁绍,一统北中国以后才会逐渐显露。人都是会变的,在变之前即当变之后来看,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了?
  王必之流才需要如此小心,因为他除了忠荩外一无所长啊,因为他把自己彻底地依附在了曹操个人而非整个集团身上。自己不同,自己身为姻戚,略有所长,亦为曹操多立功劳,更重要的是,自己所要博的乃是在儒林中的名望,或者在曹氏集团中的名望,而非曹操个人的信重。
  况且,最近收了不少小弟,你必须得让小弟看清楚,你是曹家分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曹操手底下一个业务员——哪怕是最受信用的高级业务员——他们才有继续跟随你而不是直接往母公司跳槽的动力啊!
  想到这里,是勋不禁冷笑一声,当即下令:“召韦曹掾来。”
  九月秋收的同时,有榜文张贴河东各县,言郡守将重开官校,暂任奏曹掾韦诞为学宫祭酒,召聚学子,读书讲经。为了吸引士人前去官校学习,榜文中还特意说明,凡入学者,将下发一套朝廷才刚定正的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当教材,学足一年,即归己有,并且身为郑门嫡传的郡守也会亲往讲学。
  汉代的郡国学校,始创于孝景、孝武时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颁布制度,各郡国统一设立。但是汉末动乱,就连太学都开不成了,更何况各地的学宫呢?也就名士大儒刘表在襄阳复兴过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废弃。
  是勋重修学宫,再开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让我专注民政,好,我就专注民政;但我说过自己搞印刷术是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给你瞧瞧。赵达那种屁话,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这番举动,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这也算是对曹操一种无声的抗议。
  当然啦,抗议归抗议,是勋此举,政治上绝对正确,儒林中可刷声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样了?
  河东郡内,世家大族很多,卫、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们大多在家中读书,虽有不少往赴许都太学,但年轻太轻的,家人还真不放心让他们跑那么老远,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更别说低一等甚至两、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书和师资都不足,子弟们也未必有资格、有门路上太学,如今听闻郡内官校重开,个个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秋税收缴上来以后,官校就正式开课了,四方来聚的士人,下起十二岁,上到四十八岁,足有五百余名,这数字把是勋都给吓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经拜访过各大家族,请出几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经学的乐祥总管其事——在原本的历史上,杜畿治理河东,即任乐祥为文学祭酒,负责文教之事。不仅如此,是勋还兑现承诺,自己隔一天就往学宫去开讲。
  历代经学,可分为“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两派学风。汉儒是“我注五经”,即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则是“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是勋一直是奔着第二条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如今他师承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一郡之内,唯他为大,那还有啥放不开的?
  在学宫之中讲课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是勋就越是胆大妄为,甚至不惜彻底地扭曲经义。比方说,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骂孔老二主张愚民政策是不对的,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广大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的可能,强使知之,反而会出事儿。但是勋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却干脆按照后世为给儒家洗白白而到处流传的不靠谱点逗方法,读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从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从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开发民智,教化他们。
  如果说是勋当初私注五经,往里掺了一成的私货的话,那他如今在河东讲学,就足足掺了三成还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经学,阐释自己觉得可以在这时代拿出来的崭新的思想,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和尚摸得我……啊不对,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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