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 两个凡是
在此之前，林子轩虽然针对张时川等人，却没有下死手，而是留有余地。
他的主要目的是规范中国的电影市场，促进中国电影的正规化。
只要张时川等人加入电影协会，按照规矩办事，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必要闹得你死我活。
但张时川投靠日本人就触及到了林子轩的底线。
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商人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这种事不是喊两句“抵制日货”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其中牵涉到庞大的利益关系。
就拿林家从事的纺织行业来说。
日本纺织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出产的布匹不仅质量好，品种繁多，更关键的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布匹的价格。
质量好，价格低，各家店铺愿意进货，中国百姓也愿意购买。
这是中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巨大困境。
以往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将会被淘汰，只有升级转型才能抵御日本纺织行业的冲击。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在积极应对，在提高技术的同时降低成本，和日本纺织厂打价格战。
林子轩对此有切身体会。
国产的布匹质量不好，成本高，就难怪老百姓要购买进口的洋布了。
所以，对于那些购买日本货的百姓他无法指责什么。
和后世类似，不少人嘴上喊着“抵制日货”，其实家里用的都是日本产品。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向日本开放多处通商口岸，日本商人大肆的进入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链条。
这种事情林子轩想管也管不了，他只能保证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尽量削弱日本人的影响。
电影就是他的领域。
中国的电影圈子并不大，他对张时川的华影公司下了封杀令。
林子轩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华影的电影都不能在他的影院放映，凡是华影的演员和员工电影协会旗下的电影公司都不会接收。
这就是要逼着上海电影圈子里的人站队了。
这一次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他在电影协会的会议上非常认真的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还没有脱离华影的人，以后一旦华影倒台，这些人就不要想在上海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了。
有人私下里认为林子轩太霸道，已经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范畴。
商场上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彼此不是真的有深仇大恨，很少有这么死磕的。
但林子轩坚持己见，他要让张时川就算是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人员拍摄电影。
想想就知道，日本愿意出资金支持张时川拍摄电影，肯定是用来宣传和美化日本。
在这个年代，一旦牵涉到日本，就不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了，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在封杀令的威胁下，有些人退出了华影，对这些人林子轩不会让他们失业，明星电影公司全部接收，安排工作。
张时川只能以高薪利诱，才留住一部分贪婪的人员。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不甘示弱，从国内调集了一批日本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来到上海。
他们对张时川并不放心，只有他们自己人才能放心，张时川只是一个幌子，日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迷惑中国观众。
这是日本进军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步。
林子轩知道以后和这家中华电影公司有得斗争了，下一阶段恐怕就是争抢影院了。
这时候，赛珍珠从美国归来。
她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一年过去，她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的毕业论文是《论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明的影响》。
在美国期间，她还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一位中国女子说》，讲述了一对不同种族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短篇小说发表在《亚洲》杂志上。
赛珍珠拿过来给林子轩看，期待得到点评。
她以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随笔，记录对于中国的看法，或者是自传式的文字，讲述她的生活，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的创作小说。
按照她的说法，她的写作理念就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生活。
“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离奇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
林子轩看了这篇小说后发现了中西方作家写作上的区别。
无论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她受到的教育还是西方式的教育，基督教深入她的内心深处，所以她的文章中带着基督教说教的意味。
而且，在中国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有限度的参与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她看到的真实并不一定就是中国农民的实际想法，而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中西方文化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抹平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讲述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什么赛珍珠的小说美国人能够接受，而鲁讯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没有销量呢？
除了两位作家的国籍不同外，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人的写作方式不同。
赛珍珠的写法更适合西方人阅读，中国读者读起来就像是翻译体小说一样。
在中国，面对中国读者，同样写的是中国农民，她的小说在深刻性上和鲁讯没法相比。
但在美国，面对美国读者，她的小说要比鲁讯的小说更容易被接受，更受到欢迎。
弄清楚这个问题，林子轩认为赛珍珠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而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写法创作长篇小说。
你没办法要求一位西方人用东方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和看待事物。
同时，他不打算把《1984》这本小说交给赛珍珠翻译，因为这本小说太危险了，还是交给万象书局旗下的编译所完成吧。
送走了赛珍珠，林子轩接到了一个警告，近期不要离开租界，上海华界不安全。
原因是为了配合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人正在秘密策划在上海华界组织一场武装暴动来推翻军阀孙传方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上海特别市，实现上海的地方自治。
林子轩曾经参与过上海地方自治的会议，上海的士绅们一向讲究和平的争取。
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要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