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电影行业的暴利
这首歌是后世邓莉君演唱的《不了情》，林子轩觉得用在这里极为合适。
观众还沉浸在电影的剧情里，听到这首低沉舒缓的曲子，更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感慨。
幕布拉开，一身旗袍的孟晓冬从后面走出来。
经历了全国巡演，她的唱腔更为自然，台风更加稳健，已经有了天王歌后的风范。
她这次回来是为了灌录第二张唱片，有了两张经典唱片打底，就算以后有其他歌星红起来，也很难超越她的成就了。
一曲唱罢，戏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部影片大大出乎观众的预料，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在讨论着电影里的剧情。
这些人都是社会名流，一旦形成良好的口碑，《上海假日》不红都难。
事实的确如此，第一批观众把观影心得和朋友分享，有些报刊从业人员回到报馆发稿子，评论这部电影，还有热情的青年人参与其中。
一时间，似乎整个上海滩都在谈论这部电影。
《上海假日》不仅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还是一部宣传上海风光的影片，而且都是正能量的宣传，没有任何抹黑的嫌疑。
上海市政府对这部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建议市民观看。
报纸上从各种角度分析评价这部电影。
有为其中稍纵即逝的爱情感叹的，有从“门当户对”这个主题来讨论当下的婚姻关系的，有从女主角的服饰来研究服装潮流的，还有对上海各大景点做介绍的。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其中的爱情观更为外国人所接受，在公共租界形成了一股观影热潮。
夏令配克豪华影戏院每天安排三场《上海假日》的放映，但到了第三天，由于观众过多，他们不得不每天安排五场放映。
就算这样电影票也是供不应求。
按照一张贵宾票两元，普通票一元来算，第一天就卖出了一千五百元，到了第三天增加到五场后，更是卖到了三千元。
一周的时间收入就将近两万元。
以这种情况估算，《上海假日》最终可能会创造一个相当高的票房记录，超过十万银元。
除掉分给戏院的一部分外，林子轩和但杜予每人至少能够获得三万元以上，而他们拍摄的成本，加上后期打广告做宣传的花费，不超过八千元。
这就是在抢钱啊！
怪不得说电影是暴利行业呢。
《上海假日》的成本算是高的了，因为要搭设布景，设计服装，有不少大场面和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
一般的国产电影都是随便找个院子拍摄，大多是二十分钟左右的短片。
主要的花费是胶片和演员的薪酬。
更早的是拍摄戏剧。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
著名京剧老生谭鑫陪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
后来拍摄戏剧和文明戏，以舞台表演为主，把摄像机放在那里就行了，没什么大场面，不需要什么拍摄成本。
直到这两年中国电影拍摄才向着外国看齐，从室内剧走出来。
比如，在1921年7月1日放映的那部故事长片《阎瑞生》，这可是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
影片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曾经引起上海社会的轰动。
1920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的上海人阎瑞生是洋场恶少，嗜赌成性，挥金如土。
赌场失意，他想翻本，向题红馆借了一枚价格昂贵的钻戒，抵押给典当行，换成现金，用来购买赛马彩票，未中，本金输光，无力偿还，懊恼不已，焦急万分。
一日，他在好友朱老五家里，邂逅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
阎瑞生见她满身贵重饰物，顿起谋财害命之念。
他苦思冥想，想出一条毒计：暗地购买麻醉药和绳索，同时向朱老五借来一辆高级轿车，邀约王莲英出游兜风。
王莲英被骗上车后，阎瑞生驾车急驶，直奔郊外。
游至半夜，车停在上海郊北新泾，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好友吴春芳相助。
两人用麻醉药棉花将王莲英闷倒勒死，抢走她身上的饰物，移尸麦田后，逃匿青浦阎瑞生的岳丈家中。
阎瑞生惶惶不安，东躲西藏，先后遁迹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等地，最后难逃法网，1920年7月在徐州火车站被包探抓捕。
随后被判处死刑，枪决地点在龙华的西炮台大操场，当时围观者甚众。
大学生堕落，名妓惨死，千里追捕，这个案件集合众多吸引眼球的元素。
于是，有人就抓住商机，联合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投资拍摄电影。
有趣的是，这些拍摄电影的家伙大多是阎瑞生以前的朋友。
其中有个人自告奋勇扮演阎瑞生，一则他与阎瑞生面貌酷似，二则他曾与阎共事过，能摹仿阎瑞生的言行笑貌。
而且最后阎瑞生被枪决的镜头是真实的，他们在阎瑞生被枪决的时候拍摄下了画面，放在了电影之中。
这件事在后世被电影导演姜闻拍成了《一步之遥》。
《阎瑞生》的剧情一共100分钟，在夏令配克豪华影戏院公映，首日票房收入就高达一千三百块银元。
接下来更是不同凡响，上海的中外人士争先恐后观影，一夜两场已不能满足需要，加演日场仍是场场爆满。
影片连映一个礼拜，净赚4000多银元。
不过也因为电影中的谋杀场景，引起部分观众的不满和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小部分地区禁映了《阎瑞生》。
由此，《阎瑞生》成了中国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其实，北洋政府无力建立全国性的电影审查机构，确立审查规章制度。
江苏、上海等地的民间教育协会于是自发组织了“审片机构”，这些机构只能起到监督和谴责的作用，并无强制影片禁映权力。
《阎瑞生》一直放映到1924年才算结束。
林子轩知道，这一年是中国电影开始大发展的一年，以后电影的拍摄成本和票房会越来越高，这是真正的暴利行业。
当然要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商业片，而不是注定扑街的文艺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