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401节
金悌看到张散，过来问道：“郎君，这趟行程，我，我怎么有些看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天过去了，都没有看到过海岸？”
张散笑道：“贵使放心，就在今日。等你看到海水颜色变浅，海鸟追随，差不多就到杭州了。”
金悌大惊：“郎君莫要开玩笑！按照行程，今当尚在海州附近。如何就到得钱塘？！”
张散说道：“贵使还是赶紧准备自己的事情吧，大先生通判杭州后，市舶司规矩很大：使节到达，必须有国主颁赐的节杖，文书，方得发放关防，而且只能走水路，不许行陆路进京。眼看桃花水就要来了，我怎么都得在大江发水前将你送到不是？”
金悌不由得感慨赞叹：“要是真的，这简直就是在御风飞行啊。”
张散说道：“大先生说了，即便是使臣，也要守大宋的规矩。雕版，铜钱，一概不得运出大宋。”
“不过少爷说高丽是小中华，在官家面前为你们力争，圣人经典和佛经是不碍的，其余丝绸瓷器等商品也是不碍的。还有，大理铜器，那是转口贸易，你们愿意买，完全可以。”
“求到圣旨后，大先生才松了口，不过所有书籍，只允许于市舶司昭文局购买，其余一概列为私禁，所有船只，离港时都要严查，贵使可要小心些。”
“还有，这船甲板上，使节可以自由活动，甲板下就不能去了，每日有人送饭菜到你船尾舱室，茶和猴儿桃蜜饯记得一定要吃，否则要得海病。”
茶叶，豆芽，果酱，坏血症天生就不会发生在中国海船上。
金悌赶紧拱手：“是是，小国使臣，怎敢干犯天朝法制。不知你说的大先生和少爷是……”
张散这才反应过来：“大先生就是国朝制科三等第二人，苏轼苏子瞻……”
金悌又惊又喜，心中噗通噗通的乱跳：“雪泥鸿爪苏子瞻？”
张散点头：“正是。少爷则是国朝探花，如今的陕西经略安抚使苏明润。名讳我不敢出自我口，但是想必贵使也是知道的。”
金悌这才反应过来：“对对对，郎君与他们同为蜀人。这次不从登州入宋，可真是捞着了！我，我上岸后能拜见到苏长史不？”
张散笑道：“只要不是公务，大先生很平易近人的。看来贵使也是饱读诗书，应该和大先生谈得来。”
“教你个乖，你先去杭州拜访几位高僧，请他们通融，要见大先生，那就更加易如反掌。”
金悌高兴得躬身作揖：“多谢郎君指点，多谢郎君指点。”
张散抬眼望向西南，伸手一指天际一只海鸥：“看！这就到了！”
熙宁四年二月，高丽使节金悌抵达杭州，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苏轼。
杭州知州陈襄予以接见，然后送他启程前往汴梁。
壬辰，王安石请发售天下广惠仓田，为河北东、西、京东四路常平仓本。
考虑到陕西常平仓依旧充实，移陕西广惠仓售田收益为荆湖水利资本，赵顼从之。
之前，因为河北诸路马监牧马空地很多，因此朝廷特意设立屯田司，将良田万七千顷租给老百姓。
本意是收取租金帮助养马，结果河北屯田司即便在丰年都不能维系收支平衡，王安石干脆请求赵顼罢掉屯田务，化兵为民。
庚戌，因陕西路和永兴军路已经大行宝钞，彻底罢废永兴军买盐钞场，以解盐之利作为薛向的江南发运本金使用。
辛亥，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书说本部峒首苛刻盘削百姓没有节制，蛮部众人都想归中原；辰州一名叫做张翘的商贾，也上书说南北江的大利。
朝廷派遣章惇知夔州，准备任察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二月的春风，吹遍了陕西大地，用苏油的话说，朝廷总算是开窍了，那还有啥说的，赶紧抓住机会，咱们分地！
后世有专家学者评论，大宋科举，考出来的人都是地主阶层，是地主阶级代言人，因为经过考证，其中来自占地百亩以上家庭的士子，占据了百分之七十强！
考据很仔细，但考虑并不全面充分，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与中男，每人受田一百亩。唐初，唐太宗幸灵口，就是后世陕西临潼县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
一丁三十亩地，引来皇帝亲自关注。
到了宋代，丁口土地标准大大降低了，这与人口滋长，国势日绌有关，除了蜀中，两浙，福建，其余地区一丁大概就在四十亩的水平。
一户两丁，基本是大宋最小的家庭单位了，因此将百亩家庭就算地主阶层，有点以今论古，偷换概念的意思。
宋代承唐制，不过税制开始有人进行地方探索改革，总体从以前的二十八税，渐渐归结为大体两门——田赋和丁银。
田赋一夫四十亩出米四石，也就是亩输一斗，从书面上看，实际上是相当低的。
而且就算是这样的田赋，实际上也收不起来，一般国家只能收上来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农人其它负担太重了。
一夫四十亩，一年种得一年之食，苏油将之称为“温饱线”。
国家负担沉重的原因，就是温饱线下的人口，太多了。
而且越来越多的农人，因为兼并失去土地，只能靠租种生存。
租地利息，青黄不接，遭遇饥荒的时候，高达收益的八成，一般年景，是收益的对半，立刻将农人从“温饱线”打压到“饥饿线”上。
吕惠卿曾和赵顼谈及自家的收益：“苏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百五十钱。”
这就是苏油来到大宋后，看不起田地收益的原因，可龙里苏家两百亩地公田到现在也没有增加。
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是如此了，一亩放租收百五十钱，那我们搞个几千上万亩不就妥了吗？
吕惠卿的话在皇帝面前肯定打了埋伏，而且故意回避了事情的本质。
事情的本质是，宋代土地两贯一亩，一贯钱又能典出去，加上上层官员们的高薪，兼并起来实在是太轻松了！
苏油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还是用经济方法来解决。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土地更不值钱，让兼并土地不挣钱！
种地是需要人力的，人力是需要成本的。
渭北，大量的耕地被携裹回陕西的夏人开垦了出来，他们本来就是河套平原上的农夫，同样面临着上层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
有了先进的测量方式和开垦模式，镇戎军，德顺军，渭州北部，出现了大量的可耕土地。
苏油设计的家庭式立体耕作套养农业模式，固然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副食品种类，以及禽畜产量。
但是无疑的，大大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平均人力成本。
这就是精耕细作。
对于小户来说，这绝对是巨大的福音，但是对于大地主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这是一种巧妙而隐晦的劫富济贫。
加上各地农业技术的提高，苜蓿的种植，棚养的推广，养鸡养鸭养鱼的兴起，果树的种植，各种肥料的使用，以前的仅够养一丁的四十亩地，如今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陕西北部开发，到现在已经得田五万倾，结合科学耕作方法，可以解决十二万户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
第五百九十五章 改革和叛乱
要下户能拿出钱来买地，那是想太多了，为了使土地不被大地主们吞并，苏油只能使用零息这种方式。
陕西牛价，是全大宋最便宜的，也是两贯左右，新式农具如锄镰之类，也得两贯左右。
还有草房，猪圈，畜棚畜栏之类，不过这些便宜，算下来一户人家，需要五贯。
于是苏油便结合保甲法的推行，正好了，朝廷实施了保甲法，十户联保，就以宗族，同乡为单位，推行乡约，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将日子过好！
银行的钱当然是要还的，但是封建王朝也有封建王朝的好处。
其实大宋地价并不高，与土地上一年产出的粮食价格相当。
只是如今的掠夺方式，实在是过于残酷了，在水利工程建设完成，耕作模式得以改良，集中管理统一监督之后，苏油有把握让这些农人，三年耕作得留两年之蓄。
这就可以还清银行贷款，让陕西最贫困的十几万户家庭，回到温饱线上！
这也是眉山青苗法和王安石青苗法的最大区别，发给农民资产土地，让他们分期偿还，而不是强行放贷收息，残酷增加其负担。
赈济和放贷的最大区别！
如此德政，不是苏油能扛得住的，银行也只是具有管理权和监督权而已，所需的本金，名义上只能来自皇室。
苏油先从战利中拨备出四十万贯，作为捐赠转入皇宋慈善总会账户，再由太皇太后，皇太后分别降下懿旨，从皇宋慈善总会转出来，还添加了二十万贯，作为陕西扶贫基金。
六十万贯，二十万贯买牛，入了狼渡牧场的腰包；
二十万贯买农器，进了商州胄案和高家工坊的腰包；
还有二十贯修草房，进了四通商号营造司的腰包；
瓜分得妥妥的。
这些钱，三年后会再次变出来，重新充实到皇宋慈善基金陕西分会的账户之上。
这些钱还清之后，才轮到政府收回卖地钱。
一共为期五年。
这件大事，就连作为大宋皇帝的赵顼，都只有副署诏令的资格，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和参与感，赵顼大手一挥，着令陕西提举常平司，负责给陕北移民发放种子，而且减免新移民前三年的钱粮。
这就是金融助力的威力，陕北地区，短短数月，在春播之前，实实在在地盘活了。
经过大规模人口普查，陕西如今仅有七十万户，人口三百万，相比顶峰时期一百多万户，四百多万人口，几十年来损失相当巨大。
因为贫困家庭，一家基本就一丁三口，或者两丁五口，所以这项宏大的人口迁移项目，将能解决陕西六分之一户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了鼓励这部分人口多生产多生育，增加陕北的人口厚度，增加抵抗西夏的综合实力，苏油又上了一道奏章。
宋代税制，分了丁银和田赋，田赋超过丁银，则交田赋，丁银超过田赋，则交丁银。
如今陕西土地丈量已经完成，大量的隐户流民被清理了出来，渭北一期移民扶贫工程已经完成，二期土地开发正在继续进行。
朝廷的保甲法，青苗法，经过陕西地区当地士绅们的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做了一些改良尝试，如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建议中书再接再厉，同意我们将改变陕西经济局面的触角，继续向上延伸——将陕西的丁银，折算到田亩之中，按田亩收取，不在按丁缴纳，以刺激陕西产生更多的人口。
以陕西丁口最繁荣时期，一百二十万丁为上限，以十年为期，争取增长到此数。
与之相应的，陕西路赋税到时候也同样会增长到此数，不过不再是来自丁银，而是来自田租，来自其它方面。
苏油重点提到，各地都有一种极伤天和的做法——“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凡丁税太重的地区，都存在杀婴之风，这件事情实在与大宋宣传的仁政南辕北辙，既然陕西现在有了实施舍良法的基础，完全可以实施起来。
舍丁税地，在唐代就有部分官员进行尝试，在如今北宋的苏州，荆湖，也有官员也在摸索摊丁入亩。
它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完全掌握土地丈量统计数据，避免隐田的出现，同时，还要避免过多的免税田亩的出现。
税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摸索了很久，无论宋，明，清，都出现过很多问题，直到“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两条确定后，兼并虽然依旧盛行，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最重要的税收——农税了。
从此后，国家有钱了，这才是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