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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人_102

  在此后的1994,社会再次发生改变。
  新《劳动法》正式颁布,“双休日”被正式实施。足球同样市场化了,有了联赛“甲A”“甲B”。谢兰生被岑晨拉着去看了场“北京国安”,发现,只要进球全场就喊“牛逼!”只要丢球全场就喊“傻逼!”简直听呆了。
  在电影的领域当中,电影局与独立电影人的冲突达到顶点,动静很大。在谢兰生和孙凤毛在国际上获奖以后,又有些人“铤而走险”,于是,在这一年3月,七个导演去参加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电影节还专门以“为中国六代导演争取权利”为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官方彻底被激怒了,吊销七人导演资格,而谢兰生,因为此前某个事件决定不再出国比赛,并未被波及。
  在这七个导演当中,有一个因拍的片子某些色彩比较浓重,被禁的最久。谢兰生觉得,两边似乎都有道理,一个拍了一些想法,并没在那胡说八道,另一个因国际政治感到生气也蛮正常,谢兰生想不明白,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不希望双方矛盾继续这样激化下去,他总认为沟通、谈判才是现代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谁要压倒谁。
  在电影的领域当中,官方又有重大改革。这密集的改革频率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因为“票价”突然放开,电影票价大幅增长,于是,观影人次还有人均观影次数遭到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重创。同时,因为早习惯了中影公司“统购统销”,16家国营的制片厂根本不懂电影发行,找不对人,卖不出片,继续萧条,它们只能卖地、卖房、拍广告等。对于电影,除了北影比较坚持,其他家都拍的少了,一年最多一两部,很迅速地衰落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两家民营公司悄悄成立,对国营的电影“投资”。民营公司构思电影,再在审核通过以后,从制片厂购买指标,与制片厂合作拍摄,也就是说,用制片厂的厂标,挂制片厂的名头。民营资本进入行业,制片厂靠卖标赚钱。
  与此同时,为了挽救电影市场,1994年8月,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各制片厂可直接向各省各级发行电影,另外,每一年由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于是,好莱坞电影在阔别中国40年后杀回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人除中国电影,只能看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片子,比如朝鲜的《卖花姑娘》,比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谢兰生看的欧美片都是学校的“内参片”。
  就这么着,1994年11月12日,中国首部美国大片《亡命天涯》正式上映。它的主演是哈里森·福特,在片中,RichardKimble的妻子被人杀害,他被认为是嫌疑人,千钧一发跳车逃走并且追捕真正凶手,最后一切浮出水面,RichardKimble的罪名被洗清了。这部片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郑州六大城市做了放映,不过,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的发行困难重重。它公映的六个城市刚好都是改革派,阻力较小,可其他的所有省市都不同意放映此片,而且,因北京市电影公司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中影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改为与海淀区合作。
  《亡命天涯》成功上映登时掀起滔天巨浪。有一部分业界人士认为这是引虎下山,会击垮脆弱的中国国产电影,于是,在一大片抵制声中,《亡命天涯》在北京市被逼无奈提前下线,然而,即使只在六个城市做了放映,北京市还提前下线,该片还是创造了3000万的票房奇迹。
  《亡命天涯》上映期间,门庭冷落的电影院门口重新排起长队,甚至催生了“黄牛党”,把15元的电影票炒到50元都还不止!
  谢兰生又想起莘野,觉得对方预测真准——美国大片真的来了,而且就是“两三年内”,国产电影也真的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下一年,好莱坞的黄金年的《真实的谎言》、《狮子王》、《阿甘正传》等7部片接踵而来连番上映,对中国观众进行了一番长久的轰炸。
  其中,阿诺德·施瓦辛格所主演的谍战片《真实的谎言》,在这个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893元的年份,票房破亿。
  一向只看“主旋律”的中国片的观众们,因大银幕上突如其来的一切而震惊不己,他们睁大了黑色的眼睛,眼瞳中倒映着满满的好莱坞式爱恨情仇。
  作者有话要说:全是背景,没有剧情,但建议看,因为感觉这些背景对主题是有用处的,对剧情也是有用处的。
  这章留言都发红包吧,不要求字数,因为没有神马剧情,不好意思收VIP了,虽然内容是必要的……
  谢导依然在被禁中……
  那个,大家应该看出来啦,在这篇文,熊猫导演努力科普更全面的那段历史,并不想做谁对谁错的简单评价,不过,相信大家看完以后会有自己的想法呢~可以说的是!谢兰生会从头到尾为文艺片寻找更好的出路,不管是政策上的,还是市场上的,下两个part会更明显,这是全文主线,不会改的。
  第38章《圆满》(二)
  1992年到1994年,谢兰生的电影拍摄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1992年,在春天的“南巡”以后,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卖出一个《生根》版权。法国巴黎的某公司用10万英镑买走了它,文艺复兴按照合同收取了20%的中介费。谢兰生想,即使没有莘野那份“有保证的销售协议”,Bill大约也能卖出去,感觉自己似乎少欠那个男人一点点了。这个年头外汇管制,“官方价”“市场价”不一样,两条轨,谢兰生把部分英镑交给几个移民家庭,对方父母把等额RMB打到兰生的账户上。
  日本、法国付款以后,谢兰生有21万美元了,当时英镑兑换美元还停留在一比二。谢兰生把投资人的20万本金先偿还了,又按当初答应好的打给对方一半“收益”,也就是45万,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来拍摄下部电影。做完这些分账以后,谢兰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进那张visa卡,又请祁勇说一声儿。祁勇震惊半晌,问“你们俩分手了吗”,让谢兰生十分莫名,支支吾吾地过去了。
  同年,谢兰生又不顾禁令拍了一部《美丽的海》。录音师是那个岑晨——他从西影早辞职了,电影局也管不到他,摄影师是拍广告的,而主演则是在香港寻求发展的台湾人。《生根》都灵拿奖以后谢兰生的资源广了,在那边拿到不少香港记者的电话号。小红小绿还是助理,也是不care电影局的。
  《美丽的海》在1993年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让谢兰生非常震惊。它并没能最终获奖,但让已经花光本金的谢兰生卖了版权,而且还是同时卖了美国、英国、日本三地,赚到大约45万美元,其中美国版权是20万美元,英国版权是10万英镑,日本版权是10万美元。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开始大幅地贬值,45万美元大约相当400万RMB了,谢兰生的腰间鼓鼓,虽然资金还是不好回国。
  谢兰生因没有护照并未出席颁奖典礼,而且,因为再次不乖,谢兰生的8年禁令又延长了,到2001年末去了,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自觉自己“非常富有”的谢兰生一下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作《山坎》,一部叫做《黑白》。
  他自己更喜欢《山坎》,觉得自己拍《山坎》时各方面的状态都好,而在《黑白》那部片里却显出了一些疲态。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哑巴,非常美丽,然而丈夫有精神病。影片当中的男主“我”爱慕哑巴,却不明白他的“仙女”为何嫁给她的丈夫。他到后来才听说,哑巴本是别省的人,被“拐”到这个地方,她也不是天生哑巴,是被公婆用药弄哑的。她不会写字,如果也不能说话,就一辈子锁在这了,而这乡里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男主角“我”非常犹豫。一次,那个丈夫又“犯病”时,“我”实在是冲动难忍,便把对方一把推开,第二天才猛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跌死了。丈夫死后,女主继续困在当地、抚养儿女,“我”希望帮她逃出去,却又不敢,因为那天哑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为了不把警察招来才选择了私下解决。结尾,“我”太喜欢哑巴姑娘,还是跑去城里报警,并且自首,一排警车开进乡里,也带走了“哑巴姑娘”,男主角“我”爱的方式不是占有,是让她自由。最后,面对这一切,哑巴姑娘“告诉”警察,当时丈夫其实没死,是她抱起丈夫的头在桌角又狠狠一磕,才死了。哑巴姑娘从容走进最不自由的牢房,可对她来说,又是最自由的地方。
  而之所以起名《山坎》,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某山坎上的小庄子里。影片最后,在被警察带离以前,哑巴姑娘看着那些早已麻木的乡里人,跑上山坎,注视着千万同样的庄子,想要唤醒却做不到。
  出于对它的偏爱,谢兰生用它去参赛。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换了选片主席的电影节的组委会竟然认为最后“警察”救出哑巴这个片段似乎在为政府宣传,希望兰生能改一改,最好别让“警察”出现,甚至可以直接换成《黑白》参加主竞赛单元。
  谢兰生真的呆了。
  他跟对方努力解释,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故事里,哑巴姑娘真的是被当地警察带出来的。
  然而对方软硬不吃,就觉得有政治宣传。
  谢兰生也非常失望,两边最后吵了起来,谢兰生问:“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警察,您也认为不OK吗?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法官,是不是也不可以呢?中国哪儿就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有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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